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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平台】「隐形香港」毛淳宇 X 何洁泓︰像我们这样的记

2020-06-13 20:53| 发布者: O普生活| 查看: 944| 评论: 272

【进击的平台】「隐形香港」毛淳宇 X 何洁泓︰像我们这样的记
(洪昊贤摄)

去年二月,一条讨论香港青年食用大麻的短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当时,「隐形香港」仍然只是毛淳宇的个人录像报导计划,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六万多个讚好,每条片也有过万的浏览量。「隐形香港」以录像和文字的形式呈现了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与边缘族群的声音。採访当日,我自己也几乎成为了被访对象,如他们所说:「边缘有时未必认识到自己是边缘。」


「我们是Loser型记者」

在主流媒体的新闻报导中,每次出现「大麻」,内文很大机会是「某艺人被曝吸食大麻」或「某青年服用大麻猝死公园」。毛淳宇最初做的这条名为「瘾与罪」的短片,却讨论了一个香港青年吸食大麻的心态及其背后,显然与主流媒体格格不入,也因此受过一些非议。「条片最初上上落落了几次,因为有机会触及法律,所以要特别小心。」毛淳宇希望藉着这些报导,呈现香港青年的精神面貌以及主流舆论中被忽视的那些人,他显然对现时的媒体生态是不满的。短片有争议,因此也带来了一定的流量。公司于是决定给予他更多时间和发展空间,于是他找来了在社运里认识但其实并不相熟的何洁泓。


两人相识于社运红火的年代。毛淳宇曾为「实现会社」的负责人,办过左翼杂誌《跨时》,他形容自己进入媒体前可谓「烂身烂世」。何洁泓一直无法与社运切割。到了必须考虑前路的时候,一直爱好写作的她,决定以记者的身份继续记录城市。但过于鲜明的社运背景,使她在寻找正职工作上碰过不少钉子。两人都不能算是走在「正轨」上的那种青年,却于相同的时间点里投身传媒行业。这种身份背景和他们各自特殊的经历,使得「隐形香港」的访问对象和报导手法都有别于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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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香港」做得很专,但也做得很杂。访问对象主要集中在「边缘」和「青年」,探讨的题目却非常多:学债、租屋、年轻嫖客等。他们的访问对象很多时候都不是名人或那些「肯定值得被访问的人」。「我们想渗入式找一些『不认为自己有被访价值的人』,这些人你不会在任何网上报导中找到。有些受访者。很多都是我们在街上结识的,也有很多人是首次做访问,他们第一个反应都是『我有什幺好被访问呢?』」何洁泓说,让这些人找到自己的价值,「让 nobody 成为 somebody」是成立这个平台的初心。平台成立之初,两人会这样「搵故仔」:「深宵出动,到观塘海傍或街上找不同的人吹水,也会在大角咀的殡仪馆前『捞人』。」毛淳宇说这些费时费力的做法,是为了找到最接近真实的题材。


看「隐形香港」的内容,往往能看到主流媒体所缺乏的,受访者的坦白述说。

「有时受访者的状况我们一样有,可以说因为同为『Loser』,所以才能拉近距离,也更能体察那些困局。」他们说自己不太像专业的记者,其实跟受访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像做『债』的题目是,讲香港青年收入低,月光族的问题,不会轻易归纳到消费主义的原因。因为我们都身历其境:钱的确不够用。」受访者中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其实不少有代表性的故事还是来自身边。」



与受访者建立信任是一大难题,尤其做一些比较敏感的题材。「像做PTBF的题目时,受访者曾被其他传媒报导过,有过不快的经验,因此不大信任主流媒体。」何洁泓会打很详细的短讯跟受访者解释,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也会以更长的时间互相了解。受访者后来都成为他们的朋友,形成了一些渠道,这些「隐形人」帮助他们发现那些「更隐形的人」。


「『隐形』也有层次的分别,除了那些被认为『不认为自己有被访价值的人』外,就是那些被体制压住的那班人,像精神病患与性小众。」毛淳宇以世界盃作比喻,指出他们与主流媒体在回应时事上的不同取态。「一场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体育版的编辑可能会将焦点放在英格兰,我们则可能以弱队巴拿马做延伸,去讲一些关于身份认同的议题。」毛淳宇指弱势所佔的比例可能更多,「在香港,你不是强势就已经是弱势,所以我们的题材总是无穷无尽。而边缘的界线其实好阔,可以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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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观」报导 以「相信」切入

成立接近一年,「隐形香港」累积了一定的的口碑,解决了网媒必须面对的流量问题后,他们又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到底「隐形香港」算不算媒体?


毛淳宇读设计,后修读新媒体艺术,何洁泓读哲学,两人都不是传统新闻系或传理系的毕业生,他们笑说自己肯定不是「专业」记者。「有些专业性的问题我们发现自己处理不到。如求证和查证,是否应该『开名』等。」毛淳宇说专业性涉及如何理解真相,而他们现时仍然未有一套「客观」的準则。



过往着意保持距离和坚守「真实」的传媒準则开始退场,新媒体用他们更亲近而有时显得过度的方式得到年轻人的认可。毛淳宇说他们都有一定的社运背景,有他们所关心与不满的某些社会议题,他们也许已经将自己的立场带进媒体。「我将自己的立场和观念放入大众媒体,但其实未必反省过自己的立场,或媒体本身是甚幺。」何洁泓则指出他们做的故仔有不少是主角去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其实有时很难去求证真伪,再者,「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有价值观和立场,所以我更在意的不是『真唔真』,而是受访者有没有『讲大话』,又或,他们有没有诚实面对自己。」,他们说『隐形香港』的内容其实没有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或合乎『客观报导』。


做媒体是应该客观报导还是推动某些东西,一直存在争拗。他们渴望透过媒体改变某些现状或者他人的轨迹,有时也会疑惑。「做惩教署职员打在囚少年那个故仔时,其实个心好义愤,想将那些职员『逗出来』」,毛淳宇说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往日的媒体逻辑,于是他又陷入迷思:这些其实是否媒体应该做的事?「所以有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媒体,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甚幺才是媒体或者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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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物也有各自的棱角

何洁泓写过一个关于空姐的故仔,内容不是「黑丝」或者「旅行」,而是孤独。「在香港这种窒息的状态下,她却有一半时间不在香港,而是在高空三万呎。所以她是否其实在逃离香港?她是否以不稳定的生活来逃避这种窒息感觉?」在异地的孤独,在身处城市的窒息状态下,如何承受,如何取捨?「社会太多标籤,而人的心情却经常被忽略。」


她最近在读蔡崇达的《皮囊》。「他故事里的人都很边缘,但同时又很坚韧。时代之下,其实有很多无名之人在默默地生活。」边缘人物或小人物也有他们各自的棱角,何洁泓一直想将这些棱角找出来。「写某些有惨痛经历的人,我会用比较大的篇幅讲他们如何坚强走过来。这些看似个人和内化的经验也有公共性:人如何在无力感和创伤中继续生活,其实值得被更多人知道。」以往投身社运时,何洁泓曾愤怒于社会的冷感,媒体经验令她有更深一层的体会:「他们有各自的生活和态度,未必要很大声讲出来,但值得被尊重。」


「隐形香港」想讲的不过就是:微小的故事和人,也有他们不为人所知的辛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有自己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多人所承受或抵抗的东西是你无法想像的,这些问题不是那幺简单。」儘管採访的题材似乎总是带着灰暗色彩,但他们希望藉此让人感受到无力感下仍然要有力量:「悲观中保持积极。」何洁泓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替受访者梳理了想法,令他那刻的感受好了一点,又或者令其他人对他的情况有更深的理解,这些都有发生过。」毛淳宇则坦言其实受访者给他们的反馈有时更多。


然而,注定有一些倾谈没有结果,仍然有某些隐形的部份他们无法覆盖。「有次在大角咀殡仪馆前和一个叫阿Matt的中学生吹水,知道他对摄影有兴趣却对前路很迷茫……」他们听完很感动,却困惑于其他人无法感受到平凡故事的重量。有些故事过于真实,却未必能以新闻的角度呈现。如何在不可预期的媒体生态下保持信念,也让更边缘、更隐形的故事得到书写?他们仍在摸索,仍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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